供强需弱并非新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多次遭遇经济增速下行问题，这几次经济下行成因各异，但都在逆周期调节和投资、出口拉动的综合作用下较快企稳回升。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供强需弱矛盾具有与之前不同的特征，经济增速下行持续时间更长，传统调控手段的边际效应递减，稳增长压力持续加大。不是政策力度不够，而是发展阶段已经转换，但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推动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完全转变到位，在一些领域、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这一发展模式在过去较长时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今天，随着我国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深刻变化，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运行效率和发展质量的不利影响正在日益凸显。
其一，重生产、轻分配的导向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短缺经济时代，先生产、后消费是不得已的选择。在以间接税为主的财税体制和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标尺的地方竞争格局下，资源向生产端倾斜具有内在激励。供给走向充裕后，若资源配置仍偏重生产投资、轻视居民收入和民生保障，就会从收入和保障两端同时抑制消费：劳动者报酬占比难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受限；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突出，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导致供需失衡。
其二，出口导向的特征依然明显。依托低成本优势将产业嵌入全球分工，是后发国家经济起飞的常见路径，日韩等经济体都经历过这一阶段。但若企业产能配置和市场开拓长期优先海外、对本土需求响应不足，产品迭代更多追随外需订单而非本土消费者偏好，国内需求就难以充分发育。一旦外需收缩，前期围绕外需形成的产能便集中暴露为供大于求的矛盾。
其三，投资驱动的思维仍在起作用。投资具有双重属性：建设期形成需求，建成后转为供给。工业化、城镇化初期，投资既是拉动增长的手段，也是补齐发展短板所必需；但当基础设施趋于完善、工业化进入后期，若仍沿袭以扩产能为主的大规模投资路径，新建项目就会不断转化为新增产能，而城镇化放缓、人口总量达峰和老龄化加深使需求增量难以同步扩张，供需缺口便从隐性走向显性。问题不在投资本身，而在于投什么、怎么投、投资是否有效益，能否在补短板、促消费、提效率上更好发挥作用。
其四，规模扩张的惯性仍然存在。过去很长时期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有没有”，规模扩张优先于效率提升和质量改进是合理的；当需求结构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享受型，若供给端仍按大规模、低成本、同质化的逻辑运行，而需求端已转向高品质、个性化，供需错配就会加深。这不是简单的总量问题，而是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升级的结构性问题。
上述四个方面相互作用，一定程度上推动形成了现阶段供强需弱这一制约经济稳定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供强需弱矛盾的症结，不是供给绝对过剩，而是低效供给过剩与高质量供给不足并存；也不是需求绝对匮乏，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发育不足，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供给能力与需求能力之间的错配。因此，当前破解供强需弱矛盾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这既直接关系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全局的战略抉择。
（文章来源：求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