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出生的李云帆，最近开发了AI作文批改产品“作文说”。AI承担了约80%的编程工作，他则负责战略、产品和运营。产品上线4个月，用户便突破1.5万。
大洋彼岸，美国软件公司Salesforce将AI智能体投入客服工作，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骄傲地告诉媒体，公司已借此将客服人员规模从9000人压缩至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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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新职业涌现，一边是岗位消失；一边是普通人用AI轻松创业，一边是企业借助AI削减人力成本。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正在两个看似矛盾的场景中同时铺开。
AI让生产方式、就业结构与个人发展机会等面临系统性的再洗牌。要较好地应对这种“创造性破坏”，既需要缓冲就业替代的冲击，也应主动寻找技术进步创造新就业的可能性。
近日，人社部宣布我国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正是沿此思路，积极应对AI对就业的影响，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确保技术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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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AI与就业，容易陷入两种极端。一种观点认为，AI将取代大量工作，人类很快面临普遍性失业。另一种观点则相信，历史上的技术革命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现实远远更复杂。
先看积极的一面。AI创造的新岗位，不只是算法工程师等直接服务于AI公司的新职业，也不限于那些围绕AI产生的新服务业。
随着技术成本下降，AI已开始进入制造、金融、零售等各行各业。即便是在传统岗位，也正围绕模型开发、智能体应用、数据治理、智能设备运维等环节，形成新的职业需求。既懂业务又能运用AI的人，既了解生产流程又会部署智能系统的人，都可能成为企业需要的新型复合人才。
再看另一面。国际劳工组织（ILO）2025年发布的研究估计，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
虽然ILO指出，这些岗位更可能发生工作内容转型，而非直接消失，但生产率的提升很可能使企业考虑减少招聘。而且，AI目前更多取代的是很多初级岗位，这些岗位是年轻人积累经验、学习专业技能、进入职业发展的起点。
这也是为什么AI的就业替代效应虽未完全显现，却已值得警惕——其可能先表现为招聘减少、职业晋升通道收窄、部分岗位工资承压，在较长的周期内“温水煮青蛙”式地抬高失业率。
所以，积极拥抱AI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把“尚未出现大规模失业”理解为“就业风险还没有到来”。
由此看“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其绝非传统的职业培训或招聘对接行动，而是要引导AI发展与就业扩容形成更好的协同关系，引导AI向就业友好型技术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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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已经提出，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AI的就业创造效应。
规划部署了人工智能就业创造、传统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潜能挖掘、劳动者转型转岗就业支持等相关安排。这些措施包含两个方向：
一方面，是放大AI的“创造”效应。AI不仅是一种替代劳动力的工具，也是一种降低创新、创业和经营成本的工具。如能推动企业借助AI开发新产品、制造新需求、拓展新市场，则能把技术潜力转化为真实的市场需求和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要缓冲AI的“破坏”冲击。技术进步带来的岗位变化，不会自动完成新旧交替。新岗位出现，需要市场培育；劳动者转岗，需要学习时间；部分人还可能面临收入下降、地域流动和家庭负担等现实约束。
因此，必须把就业影响监测、技能培训、就业服务、转岗支持和社会保障结合起来，尽可能在岗位发生变化之前提供帮助，而不是等到劳动者失业之后才介入。
而“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见效的关键在于，让两个方向的工作能够较好地衔接。不要在技术进步与就业保护之间做取舍，而应努力推动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与就业扩容提质相互促进。
但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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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的——AI创造岗位的速度，未必赶得上岗位被替代的速度。
一家企业引入AI，可以很快改变原有的工作流程；但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从形成到获得足够多的客户，再到持续招聘，往往需要更长时间。而AI提高的生产率，不一定自动转化为更多就业，企业是否选择扩张，是综合考量市场需求、竞争环境、经营状况等的复杂决策。
如果旧岗位快速减少，新岗位迟迟不能形成足够规模，就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就业缺口。
此外，新岗位与被替代者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而劳动者转型的难度，可能大于人们想象。
这不是传统的培训能够解决的。比如，AI发展太快，培训内容的更新未必赶得上岗位变化。又比如，部分年龄较大或缺少数字化工作经验的劳动者，学习新技能的成本会更高。再比如，随着初级岗位被替代，未来企业将需要更多管理决策人才，但职场新人积累经验的入口却越来越少。
往深层次看，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但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未必意味着多数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AI爆发式发展，占据最大红利的都是大型企业、科技巨头。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可能被进一步放大。
根本上，还是要观察技术红利是否真正惠及大众，这应该是评判这一系列举措效果的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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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学习时报》刊文指出，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一旦突破临界点，结构调整的成本急剧上升。
诚然，很多事难度很大，或者眼下没有标准答案，但绝不能干等技术发展给出结果，而是应该进行主动的事前干预与事中调节。
当前，我国已构建了多层次的综合政策措施体系，包括建立就业影响评估与监测预警机制、强化技能培训与人力资本投资、开发新职业并完善标准体系、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多管齐下，既做大增量，又做好托底，还能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
而面向中长期，最基础的工作，还是改造人才培养体系，不仅要教会人们把AI工具与原有专业能力结合起来、推进技能培训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还要顺应就业岗位的宏观结构性变化——比如初级岗位减少、决策管理能力需求增多——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度。
更进一步，有许多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呼吁，对使用机器人、AI替代人工的企业征税。“机器人税”，本质上是避免财富过度集中的一次“再分配”。在税制调节的基础上，财政资金将一定程度上扩充，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更加积极、更加普惠。
也有AI科学家、经济学家呼吁，各国政府应将规制、激励和劝导机制作用于AI技术的开发者、投资者和使用者，进而作用于技术本身，使其从“替代人”转向“赋能人”的正确方向发展，也就是要引导“技术向善”。
话又说回来，人类发明工具，最初是为了让自己少做一些事情；技术不断进步的意义，当然不是为了让人变得越来越“无用”，反而本就是让人自由地去做更多值得做的事情。
面对AI浪潮，依然可以保持乐观。这种乐观，不应该建立在“AI总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人类永远不会失业”这样的简单判断上。更应当坚信的，是“人”的价值本就不只等于掌握多少技能、胜任多少工作。建立信任、照顾他人、承担责任、形成价值判断、在共同生活中创造关系和意义……这些或许也可以部分借助AI，但终究是离不开人的。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