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行业曾是灵活就业的“蓄水池”，如今却正在变成“堰塞湖”。这不是危言耸听。据统计，全国外卖骑手注册规模已逼近2000万人，而行业正常运转仅需约400万活跃运力，供给远超需求。
曾几何时，外卖行业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纳着从制造业、服务业溢出的劳动力，赋予他们自由、多劳多得的工作机会。然而，一场被资本和非理性竞争驱动的补贴大战过后，这池水的底层生态已被破坏。
首先，我们需要戳破一个泡沫：运力过剩并不是就业繁荣，而是对灵活就业者的系统性消耗。即便不考虑淡旺季波动，以三大外卖平台日均约1.1亿单的体量计算，每位注册骑手日均仅能分到5.5单，这与一名熟练骑手日均30单的正常跑单量形成了巨大落差，注册运力已是实际需求的5.4倍。
作为骑手，他们的感受最为直观：现在的客单价已经从大战时的5-6元断崖式下跌至3元，部分区域甚至出现“5人抢1单”的现象。一线城市骑手日均收入从280-350元降至180-220元，降幅高达35%。
这一切为何发生？因为外卖补贴大战向劳动力市场传递了扭曲的信号——大战期间，平台为了争抢运力，开出高额拉新奖励，“日入600+”的个案被社交媒体放大，构建了一个轻而易举就能获得高收入的幻象。市场价格失真，直接导致人力资源的严重错配。据不完全统计，外卖补贴大战期间新增约800万骑手。他们中有多少是听从了这虚假的号角，毅然决然离开原本的工厂流水线、餐厅后厨和服务岗位？当补贴退潮，他们想回头时，却发现原来的岗位早已被填补，沉重代价最终由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默默承担。
灵活就业的包容性，本应是为那些在主流就业市场暂时无法找到位置的人，提供一处可以过渡的港湾。但在信息不对称下，就会变成一种放任——外卖大战下，没有任何预警机制告诉他们：“这个行业已经饱和，请谨慎进入。”这种信息不对称，吞噬着劳动者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进城务工的农民、急需现金流的小生意失败者、暂时失业的青年……这些抗风险能力本就较弱的群体，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涌入新的职业赛道，却撞上拥挤不堪、收入微薄的残酷现实。
灵活就业的善意初衷，不该被无序扩张透支为对新就业群体的结构性伤害。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伦理问题。
除了行业饱和，无序增长所引发的安全与秩序成本，也正由全社会共同买单。今年4月19日凌晨，东莞一名骑手在配送中因使用手机、闯红灯、未戴头盔、冒用号牌、驾驶改装车辆等多重违规行为撞车身亡。溯源调查发现，其背后的运营公司安全培训管理严重缺位。5月24日，警方刑拘了网点管理负责人邓某。这个案例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当大量新骑手未经充分的安全引导和培训便直接上路，不熟悉交规、不了解配送区域、驾驶超标改装车辆，他们飞驰的身影成了城市交通中一个个移动的风险源。
历史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回望网约车行业，从2014年的爆发式增长，到2016年国家层面《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用两年时间走完了从无序竞争到规范治理的转型。今天的外卖配送问题，规模要大上4倍——网约车高峰期从业规模约500万人，当前即时配送的从业规模却接近2000万人。相比之下，网约车在2016年就有了全国统一管理办法，即时配送至今没有全国性从业管理框架；网约车有运力预警和准入机制，即时配送完全“零门槛”，无任何预警；网约车站点和公司有明确安全主体责任，即时配送站点的法律责任长期模糊，直到今年5月才有了首批刑事追责案例。
关注外卖行业的就业饱和，不是要唱衰灵活就业本身，而是要避免无序增长带来的反噬，尤其是平台间非理性竞争制造出的虚假繁荣及其严重后果。当下最紧迫的，是要通过系统性治理，建立一个多方协同的“泄洪”机制：外卖平台应从资本驱动的规模竞争，转向技术驱动的效率与安全竞争，主动发布运力预警，承担起应有的安全管理和职业培训成本；监管部门应加速出台全国性的从业管理框架，设定必要的准入门槛和安全规范，划清责任红线；而社会各界，则应给予骑手群体更理性的职业预期和更温暖的人文关怀，让外卖骑手真正成为一份稳定、安全、有尊严的职业。
这不仅关系到近2000万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福祉，更关乎我们这个时代对劳动、对公平、对秩序的追求。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