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在乞求药物，而是在等待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在采访罕见病患者时，这样的声音反复响起。这也是由于，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些疾病，它们不仅鲜为人知，甚至连大多数普通人都未曾耳闻，即便是医生，一生中也难得遇到几例，它们被统称为“罕见病”。
罕见病病例的稀少，或许正是导致相关治疗药物年费用高昂，相当于普通家庭数十年收入的原因。根据最新数据，我国约有2000万罕见病患者，其中只有5%的患者能够获得有效治疗。尽管近年来，快速审评审批通道让越来越多的罕见病药物得以在我国上市，但高昂的研发成本和漫长的周期，加之患者人数稀少，使得这些特效药对患者个体而言依然价格不菲。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还未建立起系统完善的罕见病用药保障机制，部分罕见病药物尤其是高值药短时间内医保难以报销，在家庭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患者面临用不起药、无法足量用药困境。
以戈谢病为例，戈谢病（Gaucher Disease）是一种因葡萄糖脑苷脂酶缺乏导致的罕见遗传性溶酶体贮积症，全球发病率约为0.7~1.75/10万，中国患者约3000人。根据行业机构统计，目前，全球戈谢病药物市场主要由赛诺菲（Sanofi）、Shire、Actelion Pharma等跨国药企主导，其中前三大厂商在2021年占据了全球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具体而言，第一梯队厂商包括Sanofi、Shire、Actelion Pharma和Pfizer (Protalix)，共占有超过95%的市场份额。欧洲和美国是该市场的主要区域。酶替代疗法（ERT）作为核心治疗手段，年治疗费用高达百万元以上，患者经济负担沉重。
“尽管罕见病药物的研发和目标人群相对较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医保政策或商业保险政策的倾斜，不少罕见病药物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实现销售和盈利，从而支持研发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鉴于这些药物的高昂价格，患者的年治疗费用介于150万至250万元人民币之间，许多中国的罕见病患者即便在进口产品注册批准上市超过10年甚至15年后，依然无法获得治疗。”北海康成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薛群近日在一次媒体沟通会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如果中国药企在这一领域不采取行动，无法在国际市场定价中获得话语权，那么在罕见病药物创新和市场化生态系统中，患者将只能寄希望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药物降价。
“但基于近二十年的经历和观察，这种期待是被动的，几乎难以实现。”薛群说，基于此，本土药企亟需研发并生产出一款既适合中国患者使用、价格又合理的药物，同时，这款药物还需具备走向世界市场的能力，以期为中国企业及中国罕见病创新药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话语权。
全球垄断与本土突围
在跨国药企主导下的“高价”市场格局下，近日，戈谢病市场迎来突破性进展。
戈谢病是一种最常见的溶酶体贮积症之一，为位于1q22号染色体长臂上的葡萄糖脑苷脂酶基因突变引起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该病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同等的。临床上戈谢病包括0型（围产期致命型）、I型（慢性非神经病变型）、Ⅱ型（急性神经病变型）和Ⅲ型（慢性神经病变型），其中I型和Ⅲ型戈谢病患者多能活到成年。
近日，北海康成发布公告称，注射用维拉苷酶β（戈芮宁，CAN103）已获中国国家药监局授予上市批准，用于治疗I型及Ⅲ型戈谢病。北海康成持有开发及商业化产品的全球专有权利。戈芮宁是国内首个自主研发适用于12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I型及Ⅲ型戈谢病患者的长期酶替代疗法。作为一类创新药，其可完全替代同类进口产品，将大大提升国内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据公开信息披露，注射用维拉苷酶β通过药明生物一体化技术平台实现产量提升110余倍、酶比活性提升超过50%，也是我国首个通过生物制品分段生产检查的创新生物药。
所谓生物制品分段生产是指将生物制品生产工序进行划分，分别委托给不同主体进行生产，其中原液和制剂分段最为常见。这种生产关系有利于灵活配置生产资源，节约成本和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药明生物首席执行官陈智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戈芮宁作为中国首个采用分段生产方式的生物药，其生产过程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在上海基地完成，另一部分则在无锡基地完成。
“分段式生产确实能够提升各厂区的利用率，意味着能够将药品生产线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工厂，进而通过提升产能利用率来降低成本。因此，这也是中国监管机构所推行的一个试点项目。”陈智胜表示，无论是研发、生产，还是后续的工艺验证，直至支持国家的检查，这款药物从NDA提交到正式批准仅需6个月时间，大幅节省了时间成本。
薛群也指出，罕见病必须降低药物的成本，以此确保其未来上市后的定价能够适应中国等市场的支付体系和患者需求。对于戈芮宁这样的创新药物，由于其目标患者群体相对较小，可以轻松计算出一年的用药总量。假设能让国内80%的戈谢病患者用得起并使用这种药物，就能估算出一年的用药量，并根据成本、市场预期以及国家（医保）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计算出具体的支付金额。
“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与医保行政部门进行协商，探讨如何在回收研发和生产成本的同时，将这些成本分摊到年治疗费用中，确保企业以及生产药物的合作方能够回收成本，并获得一个合理且可接受的利润。”薛群指出，罕见病在中国社会是一个近20年才出现的新概念。如何为这些有限的患者定价是一个挑战。
据薛群透露，目前，北海康成正积极与国家支付部门沟通，戈芮宁将在医保政策的突破以及罕见病生态圈的完善和闭环形成方面，发挥示范作用。“相较于市场上的进口同类疗法，戈芮宁等本土罕见病治疗药物的价格需至少下调50%，方能确保合理的盈利空间。”
目前，进口戈谢病药物年费用普遍在百万元以上，而北海康成通过本土化生产可将价格降低30%～50%，若进入医保后患者自付比例降至10%以下，将显著提升用药渗透率。参考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从70万元/针降至3.3万元/针的案例，本土药企有望通过“以价换量”策略快速占领市场。
如何平衡研发与回报？
众所周知，罕见病药物研发面临“高投入、低回报”困境。也有行业咨询机构统计，单个罕见病治疗药物研发成本至少超2亿元，而患者群体仅数千人，如此也会导致不少人陷入生存挑战。
弗若斯特沙利文发布的《中国罕见病行业趋势观察报告》也指出，罕见病诊疗仍是国际难题，我国罕见病患者面临的诊疗尤甚，包括：疾病难以诊断、疾病诊断后尚无特效治疗手段、治疗药物未在国内上市、治疗药物已在国内上市但未注册罕见病适应症、治疗药物已在国内上市但缺乏医保支付等。因此，不少药企对罕见病治疗药物的研发动力受到严重影响。
业内人士指出，从研发层面看，创新医药企业的研发动力主要源自市场。我国是否有完善的政策法规能够促进创新药企的研发积极性，同时有成熟的支付体系能够保证药企的合理利润，除了经济价值之外，这些药品最终能否用在患者身上，产生实质的社会价值，这都需要制度进行保障。
对此，业内人士也多次建议，在罕见病医药市场，需要在政策层面进一步优化，例如，加强市场独占期，可以参考欧美“孤儿药独占权”，给予本土创新药7—10年市场保护；提供税收优惠，扩大罕见病药物增值税减免范围，允许企业动态申请税收优惠；给予资金支持，设立国家级罕见病研发基金，对早期项目提供补贴或风险共担等。
谈及目前罕见病药物市场研发情况，陈智胜指出，罕见病问题犹如冰山一角，社会目前所见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尽管罕见病种类繁多，患者总数庞大，但每种病的患者数量却相对较少。
例如，在中国，根据《2022年中国罕见病临床诊疗现状调研报告》，尽管罕见病患者总数超过2000万，但这些患者分散在超过7000种不同的罕见病中，这使得针对每一种病单独研发药物在经济上极具挑战性。
“不过，从戈谢病药物市场的进展来看，已然出现希望的曙光，例如戈谢病这种在中国有约3000名患者的罕见病，已经证明了专门研发有效药物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类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更大的患者基数。如果中国企业能够把握这一机遇，不仅能够满足国内患者的需求，还能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来提升自身的市场份额。”陈智胜说。
薛群也表示，目前，针对戈谢病，全球市场上已有三种酶替代疗法和一种小分子药物，包括赛诺菲的Cerdelga和Cerezyme，以及艾格司他等，其年销售额合计超过10亿美元。另外，全球目前能够接受持续治疗的患者人数大约在5000至8000人之间，但从侧面来看，绝大多数戈谢病患者仍未得到治疗。这些患者的足迹遍布全球，从中国到欧洲、南美、中东乃至其他遥远地区，无一不被戈谢病所困扰。如此也意味着，市场仍待挖掘。
“确实，企业存在的首要目标是盈利和生存，为投资者创造回报。但不得不说，罕见病研发企业其实也可以在财务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罕见病的生态系统和患者的权益做出重大贡献。”薛群认为，对于罕见病研发企业而言，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如果企业自身无法持续运营，那么其他一切都是空谈。
当本土药企勇敢地涉足这些“小众”疾病的领域时，它们所解决的，远不止一个单纯的医学难题，更是在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的微妙平衡中，探索出一条可持续且充满人性关怀的道路。这场战役的胜负，或将重新定义中国创新药企的价值坐标。未来，随着更多企业加入，中国罕见病市场将不仅是一场商业竞争，更是一场关乎生命尊严的社会实验。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